蜕变与成长中的青春创作:评论家谈少数民族青年作家的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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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日前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民族文学》杂志社协办的少数民族青年作家作品研讨会上,来自全国的10位少数民族青年写作者成为主要研讨对象。他们是照日格图(蒙古族)、苏笑嫣(蒙古族)、鲍尔金娜(蒙古族)、陶丽群(壮族)、马金莲(回族)、麦麦提敏·阿卜力孜(维吾尔族)、艾多斯·阿曼泰(哈萨克族)、陈克海(土家族)、张牧笛(满族)、朱雀(土家族)。这是中国作协繁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系列研讨的第三次会议。与会的专家学者分别就每位青年作家的作品进行了细致的评论,并结合他们各自的创作历程,对每位青年作家今后的发展方向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同时,评论家们还就少数民族青年作家的未来发展、少数民族青年作家创作的民族性和时代性,以及现实生活与写作资源之关系等问题展开深入探讨。

 

         乡土的深情与挽歌

 

  在对这些年轻作者进行评论时,青年一代对乡土的倾心描写引起不少评论家的关注。“我惊讶于一个1979年出生的女作家还会如此倾心地书写乡土,她的年纪接近‘80后’,写作却具备‘70后’作家都不具备的一种老派和安分。在《冬日暖阳》中,她对于耕种节令、农事知识的稔熟,仿佛一名乡镇农技站的技术员。似乎只要给她几亩土地,她立刻就能够劳作起来。” 在评论家李美皆看来,陶丽群的写作是一种静水深流式的写作,作为一名壮族作家,她笔下很少出现“民族”元素,她关注的是土地。

  在陶丽群的作品《一塘香荷》《漫山遍野的秋天》里,都能看到现在很少有年轻人会去关注的“原始”生活。而她观照乡土的方式,不是一般地回看乡土,而是依然置身乡土,精神上从未隔断与乡土之间的脐带。她所推崇的,是与土地同质的厚德载物的传统道德,但对于乡村人性和世情的观察,并不为一团和气所遮蔽。

  李美皆认为,目前的“80后”、“90后”乡村青年,已经对乡村、土地开始淡漠了。随着大量农民进城务工,城乡之间的差别也缩小了。乡村情结很大程度上只是文人的一种文化想象,与现实的乡村已经没有太大的联系。陶丽群的乡土小说,有上世纪30年代现实主义乡土小说的扎实风格,她所书写的是现实的而非臆想中的农村,但她没有能够发掘出新的视角,还是带有一种接近文人化的挽歌意味。“也许,执著与保守往往是相伴的,对于土地的执著,导致了观念上的保守。”

  1982年生于宁夏西海固的回族青年作家马金莲先后做过农民、教师和乡镇干部。早年写作都是手写在旧笔记本上,再修改在稿纸上,然后邮寄。直到考为正式教师,其生活与写作环境才大有改观。

在白烨看来,马金莲的小说,无论是原来的小说集《父亲的雪》还是一些短篇新作如《夜空》《柳叶哨》《老人与窑》《赛麦的院子》《尕师兄》等,写的都是乡土现实、乡人情性,都是“永远的农事”。但马金莲的农事书写,不仅与她所属的“80后”不一样,也与那些比她年长的前辈们不尽相同。“农事”本身并非重点,她多把乡土与农事作为一种环境氛围,主写它们对置身其中的人们的制约与滋养,以及它在人的青春成长中烙下的种种印痕。马金莲的小说叙事,大都是童年视角,这种童年视角在以童稚的眼光看待生活的同时,还暗含了感恩、自省等多重意蕴。马金莲的小说创作,从视角、人物,到故事、情趣,都是爱心与善意的天然流露,不事矫饰,自然而然。因此,她的小说写作,是不折不扣的根源于爱的乡土童谣。

 

       青年作家的活力与局限

 

  在评论家李掖平看来,麦麦提敏·阿卜力孜,一个从美丽的天山深处走出来的十几岁的学生诗人,在他业已繁多的诗歌创作中,对现代文明、都市生活、庸人精神世界以及主体形而上的孤独倾注了几乎所有的诗情。作为一位还在求学道路上的中学生,麦麦提敏的诗集却名为《返回》,这种“归隐的情怀”引起了李掖平的研究兴趣。

  “在麦麦提敏的大量诗歌中,我们看不到他的家乡、民族和异域风光,因为这个介于成熟与非成熟之间的极为敏感的诗人一进入这个世界便被物质的乱象困住了。 ‘返回’,正是诗人想返回内心的澄澈与安静”。李掖平认为,麦麦提敏的诗歌,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抒情性强,多愁善感本是他这个年龄的诗人的特征。

  在分析和肯定了诗人的创作成绩之后,李掖平表示,期待今后能阅读到麦麦提敏充满异域风情的诗行,更期待能读到与天山的雪莲、维疆的少女,以及博尔达峰下苍翠的云杉等相关的诗行。

  冯德华认为,作为一个用汉语创作才两年的诗人,麦麦提敏的诗超越了自身的民族,表达人类共同的情怀,他的汉语是有生命有内容有质感的。而她担心的是,年轻的诗人在喧嚣的多元的世界里,会不会丢失自然的独立的感受存在的能力。

  新一代的青年诗人写作早、成熟快、视野广,这是评论家们在讨论中普遍谈到的感觉。

  翻开1992年出生的朱雀的诗歌写作履历,正可谓开始早、成熟快、写作勤与得奖多。评论家周建军认为,这或许与其自身天赋与良好的教育环境有关,也与近年重庆和全国加大扶持年轻诗人成长的大环境有关。

  周建军认为,作为重庆本土涌现的具有土家族血统和峡江多元文化浸润的新锐年轻作家,朱雀创作的诗作《阳关涌现》表达的是一种具有童趣的发现。他的诗歌一方面以一种“童心”视角来写童趣发现,却又以理性审视的态度来披露成年人的心理状态。朱雀的诗歌、小说体现了少年写作如早晨九、十点钟的太阳,有灼热、大气、阳光的一面。虽然其诗歌的土家民族特点目前尚不明晰,但长篇处女作《轻轨列车》却体现了巴渝文化的特点。他希望年轻的诗人以后能深入生活,体验民间文化精神,写出更多更好的诗歌和小说。

  评论家郭艳认为,当“80后”青春文学作为一种文学现象渐渐冷却的时候,我们可以用更为平静的心态来看待这一代人的文学叙事和自我表达。在郭艳看来,1989年出生的青年作家艾多斯·阿曼泰在文学写作上体现出多种文化的交融:双重民族文化身份的体验、双语的互文实践、寄居地与故乡的对照比较。

  作为土生土长的北京人,艾多斯·阿曼泰说着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这甚至让一些在场评论家感到“遗憾”。13岁开始写诗、18岁出诗集的经历更让评论家感叹。

  郭艳却认为,艾多斯·阿曼泰是幸运的:“一个骑在马背上的哈萨克少年,漂泊在大都市北京,熟练地使用方块字,叙写着现代少年心性与无法排解的文学乡愁,以诗歌或小说的名义在浮世中寻找自己最终的故乡。”

  艾多斯·阿曼泰的生存状况也代表了很多在城市长大的少数民族青年作家的状态,就像郭艳所说,“地域文化和民族身份的印迹尚沉睡在自我表达的情绪里,依然有待母语和更多人生阅历的唤醒”,而且因为年纪的关系,他的小说还存在一些缺陷,比如叙事过于直白,结构上的起承转合不够精微细致等等。

  对于像艾多斯·阿曼泰这样的青年作家,郭艳认为,他们应该从青春情绪的书写中走出,进入更为自觉的文学写作。“青春情绪(包括初恋和爱欲)可能是最初写作的动因,但是真正的写作必须超越这个层面,进入更为宏阔的写作视域。欧亚大陆板块的人文地理、突厥语系和汉藏语系的交融汇聚、民族文化在现代转型期的异质性……这些无疑都可以进入作者的文化视域,如何和个体现代性经验契合从而成就一番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写作,需要作者思考。才华对于写作者是必须的,但只有具有和才华相匹配的智识、学养和境界,才能成为大师。”

 

            城市对乡村的回望

 

  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宣恩县青年作家陈克海,近年来小说创作成绩突出,其鲜明的楚巴文化交融写法与现实观照,吸引众多读者和评论者关注。从2008年起,他先后创作了14篇中短篇小说。评论家李鲁平认为,对历史和生活的了解、体验与认知,往往是“80后”以及更年轻的作家所缺乏的。而陈克海出生于湘鄂西的山村,又求学工作于都市,既有对大山生活的经验和历史的积累,也有对现代化都市生活的体验,这是陈克海独具的创作资源。因此陈克海的小说创作题材领域广泛,有大山里的生活,也有大都市的生活。而在这些作品中,作家塑造的人物有农民、都市白领、教师、职业干部等,显示了作家对生活的熟悉程度和把握能力。而且作家关注的人物一般都是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物,贴近每个个体感受的人生体验。这些并非宏大的题材,折射出一个时代在其发展进程中呈现出来的鲜活真实的精神血肉。

  李鲁平还谈到陈克海小说在叙述语言上表现出的“过渡性”特征,“既不是新时期文学以来的传统叙事,也不同于当下的网络叙事,只是吸取了当下时尚的、快节奏的、简明的叙述方式,以及网络时代的语言元素”。但他同时谈到,青年作家一定要对网络文化尤其是网络语言的随意性保持警惕。

  评论家宋生贵认为,当下的中青年作家中有不少是从农村或牧区、林区进入城市,或由小城镇进入大城市的。他们之中的大部分以自己的努力和才情,以及在写作中以源自故乡的故事与意境获得了城市身份。他们在创作中往往潜在着乡土精神与城市理念的对冲,种种城乡的反差形成了精神游移的空间,作品便是此间寻找精神去向的产物,或是生发于中的内心独白。他们的创作于千差万别中却有着极为相近的指向,那就是怀恋故乡、崇尚故乡、诗化故乡。他认为,从照日格图的创作中即可感受到这样的根性之系,如散文《怀念一垛草》《对话一条河》等。

   评论家兴安认为,照日格图的《怀念一垛草》表现了蒙古人质朴真实的生活和命运,让人们细致地体会到劳动中牧人的生活,既是日常生活的记录和写真,也是人类精神与诗意的吟唱。而其新作《马莲花开》也有很多诗化的细节描写与想象,这只有亲身体验并对故乡和草原葆有深厚情感的人才能写出来。

 

              时间与经验的等待

 

  兴安5年前曾写过关于鲍尔金娜长篇小说《紫茗红菱》的评论,对她咄咄逼人的才华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也提出过一些建议。他把鲍尔金娜的这部长篇定位为是“有问题的小说,而不是平庸的小说,正如这一代人是有问题的一代,而不是平庸的一代一样”。几年之后,与鲍尔金娜同在北京作协当签约作家的兴安又陆陆续续读了她一些短篇小说,发现她的进步是出人意料的,“我甚至能从她的写作看到整体‘80后’的蜕变和成长”。他认为,在鲍尔金娜的《摸黑记》《理发师的演讲》等小说中,其实是把一个无法构成小说的生活片段变成了小说,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叙事冒险,但是她做得相当出色,从此以后,她可以将任何事情变成小说,并从平凡的生活中找出文学的诗意。

  两年前,兴安还把1980年代以后出生的作家(包括“90后”)称为“外星人”,认为他们无所不能、无所顾忌,令人羡慕。今天,他觉得终于看到他们由以往的年轻气盛,开始迷茫,或者正在从迷茫困惑中脱颖而出。“相对我们,他们在孩童时期就可以阅读最好的文学作品,有些作家还可以比我们更早地接触到外国的最新的翻译作品,或者直接看外文小说,所以他们在阅读和写作技术上并不缺乏,缺的恰恰是时间和经验。这对一个年轻作家的成长非常重要。比如余华,如果没有成名以后几年的迷茫和反思,他就很难写出《现实一种》和《活着》这样的力作。”在兴安看来,现在的青年作家,正在等待时间与经验的积累。

  而评论家李建军认为,很多都市里成长的青年作家,拥有的是一种封闭的经验,不能理解社会的苦难,对人类的境遇关注太少,缺乏有效的写作资源。有些青年作家写作态度也比较自恋。他建议,应该多读经典作品,学会思考理解丰富的生活,而不是只看到自己有限的私人生活,只在意自己的小悲欢。(明江) 

                                                                  (《文艺报》2012年7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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