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历史小人物轻喜剧重悬疑:读刘连枢的长篇小说《暗宅之谜》

              大历史小人物轻喜剧重悬疑:读刘连枢的长篇小说《暗宅之谜》
 
   从《渴望》到《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反映市民生活的京味儿电视剧给我们带来了令人难忘的眼泪和欢笑。至今,《渴望》还在电视台播放,吸引了新一代的观众;而《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对北京市民生活更加真实的展露,使其成为当代中国电视剧的经典。有好几年了,我们在电视上很难看到和听到老北京那淳朴而又狡黠的笑脸以及脆生生的北京话。我们的电视已经被“帝王将相”和“老板小资”塞满,老北京的精神和北京话就像这座古城一样被改造得逐渐消失。

    幸亏有了刘连枢。刘连枢是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作家,多年的记者生涯,使他对北京的一草一木有着深刻的理解和感情。他的小说集《拥抱爱情》和《黑凤冠》都受到读者的喜爱,而这部《暗宅之谜》(同心出版社2007年6月出版)则是他最新也是第一部长篇小说。这部小说来自于他几年前的一部中篇小说《半个月亮掉下来》,此小说由他改编成电视剧将在全国热播。而《暗宅之谜》又是根据这个电视剧写成的长篇小说。经过三道工序,我以为刘连枢已经把这部小说原初的内容和立意发挥得淋漓尽致,成为近几年反映北京市民生活的长篇小说的重头作品。

   小说可以用两句话概括:大历史、小人物,轻喜剧、重悬疑。所谓“大历史”,就是小说的背景是我们正处在的这样一个转型社会,一切都在翻天覆地地变化,而隐含的背景又是一百多年前清朝遗留下的一个历史谜团。“小人物”说的就是故事中的人物无一例外都是底层的各色老百姓,他们神奇的梦想、生活的艰辛和欢乐苦辣。“轻喜剧”,我以为这是北京人的一种处世精神,幽默而乐观地面对人生、命运的一种情感方式,哪怕是受到命运和生活的捉弄,哪怕是一时鬼迷心窍。“重悬疑”是小说的故事结构方式,既是戏剧化的又是通俗性的。这几年“严肃作家”利用或者借鉴“通俗文学”的叙述方式讲述故事已经成为一个特殊的表达,比如也是北京作家的张洁,她的新著《知在》,以及宁肯的长篇小说《环形女人》都有意识地采用了通俗小说的侦破、悬疑因素,使小说在形式上更加吸引读者的同时,也借助这种形式的曲折和新颖来体现作家要表达的人生的意义。

   《暗宅之谜》有两个背景:其一是1900年八国联军攻打北京时,慈禧太后把皇宫里八大马车金银珠宝坚壁在宫外太监暗宅的一口井里;其二是一百多年后,京城实施危旧房改造,而住户王一斗鬼使神差地发现藏有金银财宝的古井就在自家老屋的地下。于是,小说拉出了两条线索:一个是王一斗一家挖井寻宝,另一个是面临着搬迁的四合院里老百姓的五彩丰富的生活。寻宝当然是小说的主线,所以四合院中百姓的生活也无时不围绕着主线,并将一个寻宝的过程编织得生动、曲折和富有哲理的意义。

 

             大历史小人物轻喜剧重悬疑:读刘连枢的长篇小说《暗宅之谜》    

   

    小说因为是后于电视剧,所以文中保留了电视剧叙事中吸引观众的技巧和结构方式。比如注重人物关系以及关系之间的冲突,还比如每一章节里类似每一集中的收尾及对下一集的悬念或伏笔等都设置得非常精致。我曾主张长篇小说的写作应该借鉴电视剧的结构,这在形式上绝对可以改变我们长篇小说写作和阅读中某些瓶颈及障碍。比如小说的可读性,以及小说本身需要的讲故事的一些特点,特别是通俗类的畅销类小说尤为如此。这种想法在西方近期的小说中,我们可以找到实践的例子,比如去年获诺贝尔奖的土耳其作家帕莫克的《我的名字叫红》、胡赛尼的《追风筝的人》,以及西班牙作家萨丰的《风之影》等。

    刘连枢小说最大的特点是他的贫民化意识,现在时髦叫“底层写作”。就是说他对笔下的人物充满感情和理解,他喜欢他们的话语方式,也喜欢他们的幸福和痛苦。在他的感觉里他们的痛苦也是他们幸福的一部分,他也理解他们的不足,甚至原谅他们的失误,这是他作为一个北京作家的宽宏和善良之处。刘恒曾说刘连枢的这部小说里有两种东西:困境和欲望。他说:“小说用朴素的方式描述了我们所有人的困境,共同的困境,整个人类的困境。”这无疑是刘连枢小说的一个深层思考。而欲望,刘恒认为应该辨证地看:“通常说到欲望的负面影响,其实它是双面的东西,另一面实际上是人类的动力,是咱们的幸福之源。”所以,在小说中多方的人物集中于寻找宝物的起因和过程,我们似乎不能简单地把其归于负面的欲望,而从人本能的生存与向上的愿望上来理解。只不过人类的欲望可能有时会偏离轨道,走向它的反面。

     小说围绕着寻宝和挖宝这一事件,展示了各色人物性格和命运,其中有三个人物塑造得尤为成功。王一斗,这个常常都被金条烫手的梦惊醒,却又总是失去机会、后悔不断的小人物;郑考古,一个一心想获得考古重大发现,却最终一生一事无成的失意者;夏五爷,看似清醒,似看透世间一切欲望却又愚忠于他所谓信念的老头。在他们身上,小说典型化了我们社会中许许多多类似的人物原型,他们即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有时候又是历史与现实的缠绕,以至延续成为中国国民性中最真实的一种性格基因。所以,我以为小说的价值并不仅仅在于作家为我们塑造了各种不同的人物性格,而是作家把自己对社会和人性的独特的历史与现实的思考和忧虑寄附在他笔下的人物性格和命运中。当一切真相大白,寄托着这么多人梦想的所谓“宝物”,不过是一个锈迹斑驳、失去金属硬度的大铁钩子时,人们似乎也真正感悟到了一丝人生的空落与无奈。

    小说的后面附录了一篇刘连枢对小说和电视文学剧本写作的体会,这是他对两种文学形式的最诚恳的思考和贡献。以往我们对小说的写作技术和过程了解的比较多,但是对电视文学剧本的写作我们却知之甚少,这个行业的人员也大多纬莫如深,所以刘连枢的经验非常宝贵和难得。比如小说与电视剧两者的表现手法、人物的塑造以及人物关系的搭建等等,对我们观赏、理解,甚至写作电视剧,也包括对小说的更深的认识都具有非常重要和切实的启示。我前面说过,随着写作的开放性,跨文学类型和文学体裁的创作应该是我们的一个新方向,而彼此间的借鉴与融合将为我们的写作和文学开辟一个更加广阔的自由的空间。而刘连枢的《暗宅之谜》恰恰给了我们一个令人欣喜的样本。

   

        (此文已发《文学报》2007年7月20日,《北京日报》2007年7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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